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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现有的人权公约进行绿色化，还应该推动专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人权问题的条约的建立。

因此，即使我们不能从整体上否认行政权与公民权在行政法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复杂的行政过程，正在超越以行政权—公民权为基础关系的制度构造，而形成一种由多元主体共同构造的一个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格局。(63)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交大法学》2012年第1、2期。

理性的社会塑造程序首先应当是‘开放的，它要求对通过既定的手段能够在何种范围内达到所欲追求的目标，以及是否存在更适宜的手段，或是计划设定的根本目标和应优先考虑的要素是否需要改变，均进行持续性的检验与核实。我们能否在现有学术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增强(或削弱)平衡理论对于复杂多变的行政过程的解释力和规范力，巩固(抑或动摇、推翻)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地位，是摆在所有行政法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不仅仅是平衡论者。更新了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类似于德国法上所确立的主观公法权利与客观法反射利益的分析框架，现行具有单纯反射效果的客观法虽然对行政相对人有利，但不产生其权利。(19)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竞相著书立说，或批判现有理论，或另立新论，学术争鸣盛极一时，形成了行政法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讨论。

(50)[德]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二者之间从对立到统一、从不平衡到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构成了行政法发展的历史。理性主义是西方传统哲学之一，它崇尚理性，相信科学，否认非理性的作用。

(三)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关系 根据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架构，可以把人权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人权的内容，既有共同标准，也有不同标准。在人权与国家义务这对范畴中，国家权力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尊重和保障人权、履行国家义务，必然要诉诸国家权力。两部并行的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B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A公约)，分别对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加以规定。

什么样的个人或群体应当或可以享有什么样的人权，法律或其他社会规范应当或能够对哪些人权予以规定和保障，总是受人类普遍认同的某些道德伦理的支持和认可，包括正义理念、人本主义、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其核心是正义理念。立法主体需要按照规范、理性的方式吸纳国际人权法并科学立法，才能为人权的国内保护提供法律基础。

再次，人权是利益的升华，而利益是人权的动力。⑩Javaid Rehma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 Practical Approach,Pears Education Limited,2003,p.63. (11)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88号决议文，1950年2月27日。以民族自决权为例，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外国侵略、占领和奴役之下，国家的独立与主权遭受践踏，该国人民的个人人权与基本自由就根本得不到保障。很多国家都宣布尊重《联合国宪章》维护人权的根本宗旨，都拥护《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共同制定或签署不少国际人权约法，在国际人权的保护中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就充分证明国际上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性准则。

当各种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充分主导的时候，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五大观念的变化正是人权观念的养成与提升所需的。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的基本发展规律是，应有权利随着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扩展其内容和丰富其内涵，而应有权利的丰富和发展又推动法治的人权保障功能，使法定权利切实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转化为实有权利。普遍性的国际义务的另一内容，是指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要承担国际人权习惯法所确认的保护人权的义务。

在这两种对应关系中，人权相对于各种义务是本位，各种义务是为了实现人权才存在。所有这些，都不构成对一国国家主权的侵犯和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人权从本质上来讲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个人人权是人权的主要形式。传统理论认为，自由权是一种消极权利，只要国家消极不作为就能实现。

四、人权实现的原理与机制 (一)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 人权实现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人权/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往往是并列使用的，如《联合国宪章》第55条提及，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一是任何人权的实际享有者必然是活着的自然人，否则人权就没有任何意义。人权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有各种表现。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与原则。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思维使得这种分歧更加意识形态化。

只承认个人权利而否认集体权利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法律文化观念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而法律意识则是法律文化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当代，人权的内容是极为宽泛的，广为认同的基本人权，集中反映和体现在现代各国宪法以及主要国际人权文书中。就人权的内容来看，当今人权的内容已经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受社会经济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各方面人权的实际享有情况可能有较大差异。

一般而言，人权与社会义务、国家义务不可分割，相互联系。人权特殊性主要强调人权实现上的差异性与多样化，其理论依据在于：(1)人权受经济和文化的制约。

就其不同性质和特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类：一是人身人格权利，如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居住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和隐私权等。⑦集体人权包括国内集体人权与国际集体人权。应有人权是指任何人都理应享有他或她作为人的各种权利。(2)人权受社会制度的影响。

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对某些国家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可以实行各种形式的制裁和干预，人权又是没有国界的。(五)社会和谐是人权实现的重要因素 和谐社会无论是作为一个口号，还是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针、目标，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在国际人权文书中，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明确提出：所有民族都有生存权。人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基础通过一系列制度予以规范，如通过选举制度行使公民选举权产生政府

统治者为了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将社会同构于国家之下。在法律分析方面如果有什么一般特征的话，这些特征就存在于这种文化情景化的方式之中。

(26) 两者观点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兵戎相见。(26) 《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叶曙明：《1922年的陈炯明与孙中山》，载《南方周末》，2003年4月17日。在台下时高喊地方自治，一上台就加紧中央集权。因此，地方自治的权利不只是由中央分配给地方的权力，地方自身有更多的固有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从上而下的授予，而是自下而上的对中央权力的限制。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在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推动下，不顾东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将这一制度生搬硬套地适用于中国，其结果就不免要适得其反。人也因为具有理性，所以才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判断者。

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次年又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这里所指的自治权明显是权利而非权力。

从构成要素上讲，地方自治是个人自主权、社会自治权与地方自我管理权的一种权利叠加。地方自治就变成了一个极为脆弱的东西，只是一个权宜性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个体行使权利的自然产物。